矶部彰博士写的两本书，都是大部头，一本是《西游记形成史研究》（创文社，1993），一本是《西游记接受史研究》（多贺出版社，1995）。这两本书提出的问题，本来很大，恐怕还会不断探索争论下去。不过，它们肯定对后来的探索者提供了相当不少基础性的东西，原因就在于作者是从切切实实的“材料工程”着手的。
以《西游记接受史研究》为例，书中向我们提供了不少国内学者较少注意而又大有比较研究价值的资料。这本书不仅描述了我国汉、满、蒙、藏、锡伯等民族接受《西游记》的历史，而且对日本、越南、朝鲜等国接受《西游记》的过程，范围和特点有周到的勾勒。书中从平安时代接受《大唐西域记》开始，对日本人翻译、改编、评论、研究《西游记》的经过描述尤详。对于江户时代的偶人戏《五天竺》与中国的地方戏、皮影戏和木偶戏的比较也非常有趣。关于《西游记》在越南的接受，矶部彰从陈朝后期和后黎朝末期中国戏曲和白话小说大量进入、越南人与中国人喜好的不同开始论起，指出至少在清代前期越南人已经接触到《西游记》。现存字喃本《西游传记（壹副）壹百回》是根据《西游真诠》删节翻译成字喃语的。阮朝成泰五年（1893）出版的字喃译本六八体演歌《西游传》，则可能根据的是清中期以后北京百本张刊行的唱本系统的本子。关于在朝鲜的接受，矶部彰对于许筠、朴淳益的评论加以着重评述。著者考订，朝鲜语版《唐太宗传》实为《西游记》中魏徵梦斩泾河龙王一节的翻版，那时为《西游记》编写的《西游记语录解》、《注解语录总览》也相继出现，孙悟空故事还被编入歌谣。书后附录的有关资料，如明治人写的《西游记骨目》等，对后人进一步分析钻研提供的方便肯定不小，而为了获得这些来之不易的材料，不知道矶部彰有没有省钱购书、图书馆里啃面包、早起晚归挤电车的经历？
诚然，单以炫耀人所不知的材料，还算不得大学问。问题还要有鞭辟入里的见识。矶部彰令人信服地指出，明代后期，小说的读者层仍然是以官僚读书人、富商为中心的统治阶层。那时候人们以阅读欣赏、观赏戏剧、欣赏说唱、接触宗教、观看绘画雕像、阅读引用内容、感知传闻、走访古迹等形式来接受《西游记》。而日本人在江户中期，迅速对中国小说表现出兴趣，则和当时封建体系下严格的阶级制度、令人窒息的世态以及人们的不满心态有深刻的联系。当时人们对能通过科举获得荣耀的中国社会的自由气氛，感到羡慕和憧憬。那时的日本人一定被《西游记》这日本传统作品不曾有的风格所吸引。在分析东亚各国热心接受《西游记》的原因时，除了注意到其中人物形象、情节的展开方法的作用外，特别强调了人们对《西游记》哲理思想的兴趣。他认为，《西游记》以观音信仰为主轴，其结构和密教的曼荼罗有异曲同工之处。《西游记》的作者在灵怪神魔小说中又适当编入了讲史、公案、侠义、人情、烟粉等小说中种种趣味成分，它既是灵怪神魔小说，又超越了灵怪神魔小说。《西游记》至今仍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喜爱，关键在于它的趣味和旨意能打动人心。由于有翔实的材料作依据，矶部彰的看法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打下了基础。
《西游记接受史研究》在挖掘各国接受史材料方面已下了大功夫。不过钩沉辑轶既可有为，辨同析异亦望有得。矶部彰对创作中的接受没有作重点研究。其实这里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仅举一例。越南汉文小说《圣宗遗草》中《鼠精传》一篇，南山叔评语中说：“如孙悟空初为玉皇之直（弼）马温，因玩弄过弄（原文如此），佛婆用术压之。五百年后，改从善念，为唐僧之随人，往天竺谒如来佛，得佛经八十余部（当为五千四十八卷）。”讲的正是《西游记》故事。据推测，《圣宗遗草》可能是十八、九世纪的作品，而《鼠精传》一篇受到《西游记》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一部接受史的材料，当然不只来自现有文献，还可能来自生活实际的许多方面。我在大阪国立文乐剧场看到那里上演的《西游记》，不光大量运用了声光电效果，而且在表演孙悟空腾云驾雾场面的时候，演员在剧场上空一边滑行一边操纵偶人，颇似杂技中的空中飞人。文乐这种一侧有人弹唱，中间有人操演偶人的古老艺术形式，由于注入了现代技术因素而让孩子们大饱眼福。不用说，孙悟空的形象也变得更合乎他们的口味了。
日本也拍摄过电视剧《西游记》，虽然也标榜是喜剧，但悟空也好，八戒也好，都是一脸的沉重，一碰到妖怪危难，便是一本正经地策划对付，悟空也失去了“猴相”，变得认真有余而“猴气”不足。日本人一遇事，便要“顽张”（有鼓劲、拼命干、坚持等意，总之是身心紧张起来）一番，甚至事还没来，人们便要用“顽张”相互打气，这种行为方式也投射到对悟空、八戒的理解上，我们看了甚是滑稽。反过来，一般日本人看中国拍摄的《西游记》电视剧，则免不了嫌悟空、八戒话太多，生死关头还像在说“漫才”（一种类似相声的表演），简直是把性命当儿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西游记》时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朵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这些解颐之言，玩世不恭之意，对于现实生活中疲累不堪的人来说，当有消解身心紧张之效，但它们到了一般危机感、紧张感过剩而解放感、轻松感短缺的日本人耳朵里，则会变成多余的长物。话又说回来，日本人改编《西游记》由于观众对原著的熟悉程度较不如中国观众，也就没有“忠实于原著”的限制，所以也就更自由地注入了很多现代观念。人们在接受另一种文化时，总是一边接受，一边把它变形，这样的过程是无比丰富、趣味横生的，因而，接受史决不是枯燥无味的学问。
研究者一进入“材料工程”，有时就像大海觅珠、深山采药，甚至如虎穴探宝、沙里淘金。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渴望多，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惊喜少，然而，书一遇知音，那里面材料的价值便显现出来。我想，治中日比较文学的学者掂得出矶部彰这本长达六百页的书的分量。矶部彰，1950年出生于神奈川县，现为富山大学教授。还很年轻，我们也许还会看到他更好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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